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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□華西都市報評論員蔣璟璟
　　兩年一度的兩院院士增選工作在1月1日啟動，兩院為規範院士增選工作，均在去年12月底公佈了新的院士增選實施辦法或細則。中國工程院內部人士對記者介紹，年輕化、處級以上幹部不得成為候選人等規定是此次增選的變化亮點。此外，在院士候選人提名中，“單位推薦”或“歸口部門推薦”的渠道正式退出歷史舞臺。提名渠道由3種縮減至2種，即院士推薦與有關學術團體推薦。
　　院士增選規則調整，無疑契合公眾期待。之前，由於“官員院士”現象，以及賄選醜聞的存在，呼籲變革的聲音早已愈發強烈。相當長時間以來，在我們的社會語境內，院士群體的角色屬性，實則是扭曲的。其不僅產生於一個存疑的選擇過程，更在認知層面被大眾深深誤解。此般局面貽害甚大，甚至從根本上動搖著，這一學術加冕機制的道德合法性。
　　現實來看，所謂院士增選的“變化亮點”，恰是針對那些廣為詬病的頑疾。比如說，“處級以上幹部不得成為候選人”。其所意圖化解的，便是傳統意義上官學不分、贏者通吃的困境。考慮到高階行政官員，不具備從事學術研究的充分時間和精力，故而將之排除在院士增選人選之外——這是顯而易見的常識判斷！諸如此類，院士增選改革在某種意義上，就是旨在恢復那些理所當然的事情。
　　減少行政干預，將院士增選事項，交還給學術共同體本身，實乃此次改革的邏輯主線。必須釐清的是，只有訴諸於知識群體的自我動員、自我參與、自我實現，院士評選才能回歸其應有面目……達成此一目標，一方面有賴於主管部門積極放權，另一方面需有健全的程序架構“接盤”。就後者而言，規範候選人提名渠道，便是應有之義。
　　院士增選模式變革，其意義絕不止於兩院本身。很大程度上，此舉宣示了“知識至上”價值秩序的重新確立。新增院士去官化，意味著學術成就本身的權重增加。自此而後，科研從業者無需再經過“當官”這個媒介，就有望獲得公允的社會評價，以及可觀的榮譽認可。一言以蔽之，專業精神和專業標準的歸位，讓學術共同體在某些方面，擺脫了被支配的壓抑地位。
　　終究，只有學人才有資格為同行授譽，這是一個彼此致敬、相互激勵的過程。涉及自身評價，學人共同體理應享有優先的話語權。惟其如此，方可讓這個群體，衍生出足夠的身份認同與職業責任。或許，在系統化重構學人獨立價值的種種努力中，改變院士增選模式，只是其中的小小一環。然而，因其從學界的頂端切入，勢必會產生自上而下的連鎖效應。理想狀態下，我們希望看到，通過更精確的社會分工，學術群體能找到充裕的空間安放自我。
　　（相關報道見1月7日《新京報》）　　（原標題：院士增選改革，有助學術共同體重建價值認同）